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再拜,
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
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
反复观诵,
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
义近于史,
而亦有与史异者。
盖史之于善恶,
无所不书,而铭者,
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
惧后世之不知,
则必铭而见之。
或纳于庙,
或存于墓,
一也。
苟其人之恶,
则于铭乎何有?
此其所以与史异也。
其辞之作,
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严。
而善人喜于见传,
则勇于自立;
恶人无有所纪,
则以愧而惧。
至于通材达识,
义烈节士,
嘉言善状,
皆见于篇,
则足为后法。
警劝之道,
非近乎史,
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
为人之子孙者,
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故虽恶人,
皆务勒铭,
以夸后世。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
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
书其恶焉,
则人情之所不得,
于是乎铭始不实。
后之作铭者,
常观其人。
苟托之非人,
则书之非公与是,
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故千百年来,
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
莫不有铭,
而传者盖少。
其故非他,
托之非人,
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无以为也。
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
则不受而铭之,
于众人则能辨焉。
而人之行,
有情善而迹非,
有意奸而外淑,
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
有实大于名,
有名侈于实。
犹之用人,
非畜道德者,
恶能辨之不惑,
议之不徇?
不惑不徇,
则公且是矣。
而其辞之不工,
则世犹不传,
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故曰,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虽或并世而有,
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
其遇之难又如此。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
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
先祖之言行卓卓,
幸遇而得铭,
其公与是,
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而世之学者,
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
至其所可感,
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况其子孙也哉?
况巩也哉?
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
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
其感与报,
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
而先生进之,
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
而先生显之,
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
其谁不愿进于门?
潜遁幽抑之士,
其谁不有望于世?
善谁不为,
而恶谁不愧以惧?
为人之父祖者,
孰不欲教其子孙?
为人之子孙者,
孰不欲宠荣其父祖?
此数美者,
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
且敢进其所以然。
所谕世族之次,
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愧甚,
不宣。
巩再拜。
赏析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泛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述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自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述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述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述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自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自”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自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自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述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述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述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自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自”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自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自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