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记
天道不言,
而品物亨、岁功成者,
何谓也?
四时之吏,
五行之佐,
宣其气矣。
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
何谓也?
三公论道,
六卿分职,
张其教矣。
是知君逸于上,
臣劳于下,
法乎天也。
古之善相天下者,
自皋、夔至房、魏,
可数也,
是不独有其德,
亦皆务于勤耳,
况夙兴夜寐,
以事一人。
卿大夫犹然,
况宰相乎!
朝廷自国初因旧制,
设宰臣待漏院于丹凤门之右,
示勤政也。
至若北阙向曙,
东方未明,
相君启行,
煌煌火城;
相君至止,
哕哕銮声。
金门未辟,
玉漏犹滴,
彻盖下车,
于焉以息。
待漏之际,
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
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
思所来之。
兵革未息,
何以弭之;
田畴多芜,
何以辟之。
贤人在野,
我将进之;
佞臣立朝,
我将斥之。
六气不和,
灾眚荐至,
愿避位以禳之;
五刑未措,
欺诈日生,
请修德以厘之。
忧心忡忡,
待旦而入,
九门既启,
四聪甚迩。
相君言焉,
时君纳焉。
皇风于是乎清夷,
苍生以之而富庶。
若然,
总百官、食万钱,
非幸也,
宜也。
其或私仇未复,
思所逐之;
旧恩未报,
思所荣之。
子女玉帛,
何以致之;
车马器玩,
何以取之。
奸人附势,
我将陟之;
直士抗言,
我将黜之。
三时告灾,
上有忧也,
构巧词以悦之;
群吏弄法,
君闻怨言,
进谄容以媚之。
私心慆慆,
假寐而坐,
九门既开,
重瞳屡回。
相君言焉,
时君惑焉。
政柄于是乎隳哉,
帝位以之而危矣。
若然,
则死下狱、投远方,
非不幸也,
亦宜也。
是知一国之政,
万人之命,
悬于宰相,
可不慎欤?
复有无毁无誉,
旅进旅退,
窃位而苟禄,
备员而全身者,
亦无所取焉。
棘寺小吏王某为文,
请志院壁,
用规于执政者。
赏析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