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
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
皆可以醉;
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
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
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
人之所欲无穷,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
美恶之辨战乎中,
而去取之择交乎前。
则可乐者常少,
而可悲者常多。
是谓求祸而辞福。
夫求祸而辞福,
岂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盖之矣。
彼游于物之内,
而不游于物之外。
物非有大小也,
自其内而观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挟其高大以临我,
则我常眩乱反复,
如隙中之观斗,
又焉知胜负之所在。
是以美恶横生,
而忧乐出焉,
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
释舟楫之安,
而服车马之劳;
去雕墙之美,
而蔽采椽之居;
背湖山之观,
而适桑麻之野。
始至之日,
岁比不登,
盗贼满野,
狱讼充斥;
而斋厨索然,
日食杞菊。
人固疑余之不乐也。
处之期年,
而貌加丰,
发之白者,
日以反黑。
予既乐其风俗之淳,
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于是治其园圃,
洁其庭宇,
伐安丘、高密之木,
以修补破败,
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
因城以为台者旧矣,
稍葺而新之。
时相与登览,
放意肆志焉。
南望马耳、常山,
出没隐见,
若近若远,
庶几有隐君子乎!
而其东则庐山,
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
西望穆陵,
隐然如城郭,
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
犹有存者。
北俯潍水,
慨然太息,
思淮阴之功,
而吊其不终。
台高而安,
深而明,
夏凉而冬温。
雨雪之朝,
风月之夕,
予未尝不在,
客未尝不从。
撷园蔬,
取池鱼,
酿秫酒,
瀹脱粟而食之,
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
予弟子由,
适在济南,
闻而赋之,
且名其台曰“超然”,
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
盖游于物之外也。
赏析
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人若能超然于外物之外,便能时时处处收获快乐。换言之,不将世间得失萦怀,不存过盛的欲求与执念,与世无争、随遇而安,自然不会徒增烦恼,成为知足常乐之人。这是作者借庄子齐物的思想自我宽解,以旷达洒脱的心态排遣胸中郁结。在他眼中,祸福、美丑、善恶本无绝对界限,内心可将其等量齐观;即便自己屡遭贬谪、处境日渐窘迫,也无需挂怀,甘愿顺逆皆安,于任何境遇中都能寻得乐趣。但实际上,这份旷达背后藏着难言的辛酸与愤懑,不过是强作欢颜,只有快乐的表象,并无真正释然的心境,恰似借酒暂忘烦忧,并非发自肺腑的畅快。全文以“乐”字为核心脉络贯穿始终,是“一字立骨”的经典之作;文章熔议论与叙事于一炉,从虚实两个维度阐释主旨:只要超然物外,便无处不可乐。
文章首段从正面立论,阐释超然物外所能获得的乐趣。但凡事物都有可堪赏玩之处,只要有可取之处,便能使人愉悦,未必非要雄奇瑰丽的景致才行。世间万物本就有美丑、善恶的分野,人的志趣追求各有不同,取舍标准自然千差万别,常人很难做到事事皆能寻乐。苏轼正是站在超然物外的立场观照万物,才得出这样的体悟。开篇便亮出超然的内核,定下“乐”字的行文主线,先从宏观层面铺陈道理,再以具体事例加以印证:薄酒、糟糠亦可醉人,蔬果、草木亦能充饥,意在说明万物各有其用,都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都可成为快乐的来源。将这一道理推及人生,人便能随遇而安,在任何处境中都能觅得快乐。文中连用四个“皆”字,让文气衔接绵密顺畅,行文浑然一体。
第二段从反面落笔,论证若不能超然物外,便难免陷入悲苦。趋福避祸本是人之常情,福运使人欣喜,灾祸令人愁闷。可倘若人不能跳脱外物的束缚,任由欲念不断滋长,必然会被外物牵绊,深陷执念的困境。外物的供给终究有限,永远填不满无穷无尽的欲壑;更何况世事常被表象遮蔽,美丑、善恶、祸福往往难辨,取舍抉择便更难笃定。外物的假象容易使人迷失,不能超然物外,便容易行事盲从,最终招灾引祸,落入深重的愁苦之中。前后两段一正一反形成对照,有力论证了“超然物外则无处不乐,执着外物则悲苦丛生”的道理,既从理论层面完成了主旨的阐发,也为后文记叙超然台的往事做足了铺垫,是典型的由虚入实的笔法。
第三段是全文的核心内容,叙写作者调任胶西任职后,生活逐渐安定,修整园囿、筑造台榭,在游赏中收获快乐的经历,以亲身经历印证超然物外便能得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调任胶西的境遇,以三组对偶句构成排比,语调跌宕、气势沛然,将杭州与密州的生活境况两相对比,交代了苏轼舍弃安逸、奔赴辛劳,离开富庶之地、去往贫瘠之所的遭遇。这既是写实的记录,也以窘迫的处境为后文写快乐做了反衬铺垫。第二层写生活渐趋安定:初到胶西时,当地连年歉收,盗贼横行、讼案堆积,厨房里空空荡荡,只能靠野菜果腹。此处连用五个四字短语衔接成句,句式凝练、节奏急促,恰与当时艰难的处境相契合;再度渲染困窘的氛围,更衬出后来这份快乐的可贵与绵长。在当地居住满一年后,作者的身形反倒变得丰腴,花白的头发也日渐转黑,这份意外的变化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他喜爱当地淳朴的民风,官吏百姓也习惯了他质朴的治理方式,官民之间心意相通,自然能共享安闲之乐。生活从困顿转向安稳,才有闲暇修葺庭院园囿,为游赏寻乐创造了条件。第三层写修筑台榭与登台游赏的乐趣:先交代台榭的位置、旧貌与修缮经过,依托原有建筑翻新改造,不烦扰百姓、不耗费民力,暗含与民同乐的心意。再写登台向四方远眺时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心境复杂多变:时而追慕超然出世的隐士,时而敬仰建功立业的贤臣,时而为命途坎坷的良将抱不平。这正折射出作者想要超然物外,却又难以全然放下的矛盾心态,有思念,有仰慕,也有愤懑。这部分虽沿用了登台四望的传统写法,却不落俗套,未用对偶排比,全以整饬的散句行文,别有一番疏朗流畅的意趣。最后描摹台榭的佳处:高敞而安稳,幽深而明亮,冬暖夏凉,字里行间满是喜爱之情。因此无论雨雪清晨,还是风月良夜,作者常与宾客登台游赏,亲手烹制佳肴、饮酒赋诗,这般游赏时光满是惬意,最终又收束到“乐”的核心主旨上。
最后一段交代了其弟苏辙为这座台命名并作赋的始末,文章到此处才点出“超然”二字,有画龙点睛之妙。结尾句点明,自己之所以能无处不乐,正因能超然于外物之外,既呼应了开篇的立论,又与前文所说的执着外物、乐少苦多的世人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精神境界,余韵悠长。
文章首段从正面立论,阐释超然物外所能获得的乐趣。但凡事物都有可堪赏玩之处,只要有可取之处,便能使人愉悦,未必非要雄奇瑰丽的景致才行。世间万物本就有美丑、善恶的分野,人的志趣追求各有不同,取舍标准自然千差万别,常人很难做到事事皆能寻乐。苏轼正是站在超然物外的立场观照万物,才得出这样的体悟。开篇便亮出超然的内核,定下“乐”字的行文主线,先从宏观层面铺陈道理,再以具体事例加以印证:薄酒、糟糠亦可醉人,蔬果、草木亦能充饥,意在说明万物各有其用,都能满足人的基本需求,都可成为快乐的来源。将这一道理推及人生,人便能随遇而安,在任何处境中都能觅得快乐。文中连用四个“皆”字,让文气衔接绵密顺畅,行文浑然一体。
第二段从反面落笔,论证若不能超然物外,便难免陷入悲苦。趋福避祸本是人之常情,福运使人欣喜,灾祸令人愁闷。可倘若人不能跳脱外物的束缚,任由欲念不断滋长,必然会被外物牵绊,深陷执念的困境。外物的供给终究有限,永远填不满无穷无尽的欲壑;更何况世事常被表象遮蔽,美丑、善恶、祸福往往难辨,取舍抉择便更难笃定。外物的假象容易使人迷失,不能超然物外,便容易行事盲从,最终招灾引祸,落入深重的愁苦之中。前后两段一正一反形成对照,有力论证了“超然物外则无处不乐,执着外物则悲苦丛生”的道理,既从理论层面完成了主旨的阐发,也为后文记叙超然台的往事做足了铺垫,是典型的由虚入实的笔法。
第三段是全文的核心内容,叙写作者调任胶西任职后,生活逐渐安定,修整园囿、筑造台榭,在游赏中收获快乐的经历,以亲身经历印证超然物外便能得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第一层写调任胶西的境遇,以三组对偶句构成排比,语调跌宕、气势沛然,将杭州与密州的生活境况两相对比,交代了苏轼舍弃安逸、奔赴辛劳,离开富庶之地、去往贫瘠之所的遭遇。这既是写实的记录,也以窘迫的处境为后文写快乐做了反衬铺垫。第二层写生活渐趋安定:初到胶西时,当地连年歉收,盗贼横行、讼案堆积,厨房里空空荡荡,只能靠野菜果腹。此处连用五个四字短语衔接成句,句式凝练、节奏急促,恰与当时艰难的处境相契合;再度渲染困窘的氛围,更衬出后来这份快乐的可贵与绵长。在当地居住满一年后,作者的身形反倒变得丰腴,花白的头发也日渐转黑,这份意外的变化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他喜爱当地淳朴的民风,官吏百姓也习惯了他质朴的治理方式,官民之间心意相通,自然能共享安闲之乐。生活从困顿转向安稳,才有闲暇修葺庭院园囿,为游赏寻乐创造了条件。第三层写修筑台榭与登台游赏的乐趣:先交代台榭的位置、旧貌与修缮经过,依托原有建筑翻新改造,不烦扰百姓、不耗费民力,暗含与民同乐的心意。再写登台向四方远眺时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心境复杂多变:时而追慕超然出世的隐士,时而敬仰建功立业的贤臣,时而为命途坎坷的良将抱不平。这正折射出作者想要超然物外,却又难以全然放下的矛盾心态,有思念,有仰慕,也有愤懑。这部分虽沿用了登台四望的传统写法,却不落俗套,未用对偶排比,全以整饬的散句行文,别有一番疏朗流畅的意趣。最后描摹台榭的佳处:高敞而安稳,幽深而明亮,冬暖夏凉,字里行间满是喜爱之情。因此无论雨雪清晨,还是风月良夜,作者常与宾客登台游赏,亲手烹制佳肴、饮酒赋诗,这般游赏时光满是惬意,最终又收束到“乐”的核心主旨上。
最后一段交代了其弟苏辙为这座台命名并作赋的始末,文章到此处才点出“超然”二字,有画龙点睛之妙。结尾句点明,自己之所以能无处不乐,正因能超然于外物之外,既呼应了开篇的立论,又与前文所说的执着外物、乐少苦多的世人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精神境界,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