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论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
必有过人之节。
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见辱,
拔剑而起,
挺身而斗,
此不足为勇也。
天下有大勇者,
卒然临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
其事甚怪;
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
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
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
而世不察,
以为鬼物,
亦已过矣。
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
秦之方盛也,
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
其平居无罪夷灭者,
不可胜数。
虽有贲、育,
无所复施。
夫持法太急者,
其锋不可犯,
而其势未可乘。
子房不忍忿忿之心,
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
当此之时,
子房之不死者,
其间不能容发,
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
不死于盗贼,
何者?
其身之可爱,
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
子房以盖世之才,
不为伊尹、太公之谋,
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
以侥幸于不死,
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
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
然后可以就大事,
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
郑伯肉袒牵羊以逆;
庄王曰:“其君能下人,
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
勾践之困于会稽,
而归臣妾于吴者,
三年而不倦。
且夫有报人之志,
而不能下人者,
是匹夫之刚也。
夫老人者,
以为子房才有余,
而忧其度量之不足,
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
何则?
非有生平之素,
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
而命以仆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
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
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
而项籍之所以败者,
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
项籍唯不能忍,
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
高祖忍之,
养其全锋而待其弊,
此子房教之也。
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
高祖发怒,
见于词色。
由此观之,
犹有刚强不忍之气,
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
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
不称其志气。
呜呼!
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赏析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