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
管仲夷吾者,
颍上人也。
少时常与鲍叔牙游,
鲍叔知其贤。
管仲贫困,
常欺鲍叔,
鲍叔终善遇之,
不以为言。
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纠。
及小白立为桓公,
公子纠死,
管仲囚焉。
鲍叔遂进管仲。
管仲既用,
任政于齐,
齐桓公以霸,
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
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
尝与鲍叔贾,
分财利多自与,
鲍叔不以我为贪,
知我贫也。
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
知时有利不利也。
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
知我不遭时也。
吾尝三战三走,
鲍叔不以我为怯,
知我有老母也。
公子纠败,
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
鲍叔不以我为无耻,
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
以身下之。
子孙世禄于齐,
有封邑者十余世,
常为名大夫。
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
以区区之齐在海滨,
通货积财,
富国强兵,
与俗同好恶。
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上服度则六亲固。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下令如流水之原,
令顺民心。”
故论卑而易行。
俗之所欲,
因而予之;
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
善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功。
贵轻重,
慎权衡。
桓公实怒少姬,
南袭蔡,
管仲因而伐楚,
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
桓公实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于柯之会,
桓公欲背曹沫之约,
管仲因而信之,
诸侯由是归齐。
故曰:“知与之为取,
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
有三归、反坫,
齐人不以为侈。
管仲卒,
齐国遵其政,
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
莱之夷维人也。
事齐灵公、庄公、景公,
以节俭力行重于齐。
既相齐,
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
其在朝,
君语及之,
即危言;
语不及之,
即危行。
国有道,
即顺命;
无道,
即衡命。
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
在缧绁中。
晏子出,
遭之涂,
解左骖赎之,
载归。
弗谢,
入闺。
久之,
越石父请绝。
晏子惧然,
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
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
石父曰:“不然。
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
方吾在缧绁中,
彼不知我也。
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
是知己;
知己而无礼,
固不如在缧绁之中。”
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
出,
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
其夫为相御,
拥大盖,
策驷马,
意气扬扬甚自得也。
既而归,
其妻请去。
夫问其故。
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
身相齐国,
名显诸侯。
今者妾观其出,
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
今子长八尺,
乃为人仆御,
然子之意自以为足,
妾是以求去也。”
其后夫自抑损。
晏子怪而问之,
御以实对。
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
及晏子春秋,
详哉其言之也。
既见其著书,
欲观其行事,
故次其传。
至其书,
世多有之,
是以不论,
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
然孔子小之。
岂以为周道衰微,
桓公既贤,
而不勉之至王,
乃称霸哉?
语曰“将顺其美,
匡救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
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
成礼然后去,
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
至其谏说,
犯君之颜,
此所谓“进思尽忠,
退思补过”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
余虽为之执鞭,
所忻慕焉。
赏析
这篇列传是司马迁为管仲、晏婴两位齐国名相所作的合传,字里行间满含赞美与褒扬之情,既彰显二人的治国功绩,更暗藏作者对贤才际遇的深层思考。
管仲与晏婴虽相隔百余年,却有着鲜明的共性——同为齐地贤才,均身居齐国相位,且以卓越作为深刻影响了齐国的兴衰。管仲辅政时,牢牢把握齐国临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商贸、积聚财富,让齐国迅速实现国富兵强。他始终秉持“与百姓同好恶”的执政理念,政令顺应民心,推行顺畅;更善于审时度势,在复杂局势中“化祸患为吉祥,转失败为成功”,精准权衡事务轻重利弊,无论内政改革还是外交周旋,都功绩卓著,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首霸之业,实现“一匡天下”的壮举。
晏婴则历经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始终坚守节俭力行的准则,身居相位却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以严于律己的品行赢得齐国上下乃至诸侯各国的敬重。他不仅政绩斐然,更以慧眼识才、待人以诚著称,无论是从囚禁中赎回贤才越石父并待为上宾,还是发现车夫知过能改便果断举荐其为大夫,都尽显他对贤才的珍视与包容,也让他“三世显名于诸侯”。二人虽所处时代不同、治国风格各异,却都以自身才干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正是司马迁将他们合传的核心缘由。
而这篇合传的深层意蕴,更在于通过鲍叔牙与晏婴“知贤、荐贤、让贤”的故事,探讨贤才得以施展抱负的关键。管仲早年历经坎坷,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偶有失误、为官屡遭罢免、作战数次败逃,可鲍叔牙始终看透他的贤能本质,不以外表行为苛责,反而在他身陷囚禁时极力举荐给齐桓公,让他得以施展经天纬地之才。晏婴身为国相,不以地位尊卑取人,对身陷囹圄的越石父以知己相待,对地位卑微却能改过自新的车夫予以提拔,这份识才的眼光与容才的胸襟,尤为可贵。
司马迁在文中极力颂扬鲍叔牙的知人善任与晏婴的惜才爱才,实则是借他人之事抒己之情——慨叹自己虽有抱负,却未遇如鲍叔、晏婴般能识才、荐才的知己。文末“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感慨,道尽了他对贤才遇明主、得施展的向往,这也正是这篇合传最核心的情感寄托与深层真意。
管仲与晏婴虽相隔百余年,却有着鲜明的共性——同为齐地贤才,均身居齐国相位,且以卓越作为深刻影响了齐国的兴衰。管仲辅政时,牢牢把握齐国临海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商贸、积聚财富,让齐国迅速实现国富兵强。他始终秉持“与百姓同好恶”的执政理念,政令顺应民心,推行顺畅;更善于审时度势,在复杂局势中“化祸患为吉祥,转失败为成功”,精准权衡事务轻重利弊,无论内政改革还是外交周旋,都功绩卓著,最终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首霸之业,实现“一匡天下”的壮举。
晏婴则历经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始终坚守节俭力行的准则,身居相位却食不兼味、妻妾不穿丝绸,以严于律己的品行赢得齐国上下乃至诸侯各国的敬重。他不仅政绩斐然,更以慧眼识才、待人以诚著称,无论是从囚禁中赎回贤才越石父并待为上宾,还是发现车夫知过能改便果断举荐其为大夫,都尽显他对贤才的珍视与包容,也让他“三世显名于诸侯”。二人虽所处时代不同、治国风格各异,却都以自身才干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正是司马迁将他们合传的核心缘由。
而这篇合传的深层意蕴,更在于通过鲍叔牙与晏婴“知贤、荐贤、让贤”的故事,探讨贤才得以施展抱负的关键。管仲早年历经坎坷,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偶有失误、为官屡遭罢免、作战数次败逃,可鲍叔牙始终看透他的贤能本质,不以外表行为苛责,反而在他身陷囚禁时极力举荐给齐桓公,让他得以施展经天纬地之才。晏婴身为国相,不以地位尊卑取人,对身陷囹圄的越石父以知己相待,对地位卑微却能改过自新的车夫予以提拔,这份识才的眼光与容才的胸襟,尤为可贵。
司马迁在文中极力颂扬鲍叔牙的知人善任与晏婴的惜才爱才,实则是借他人之事抒己之情——慨叹自己虽有抱负,却未遇如鲍叔、晏婴般能识才、荐才的知己。文末“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的感慨,道尽了他对贤才遇明主、得施展的向往,这也正是这篇合传最核心的情感寄托与深层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