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策
夫树国固,
必相疑之势也,
下数被其殃,
上数爽其忧,
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亲弟谋为东帝,
亲兄之子西乡而击,
今吴又见告矣。
天子春秋鼎盛,
行义未过,
德泽有加焉,
犹尚如是,
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
大国之王幼弱未壮,
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
数年之后,
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气方刚,
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
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
如此,
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
此时而欲为治安,
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熭,
操刀必割。”
今令此道顺,
而全安甚易;
不肯早为,
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
岂有异秦之季世乎!
夫以天子之位,
乘今之时,
因天之助,
尚惮以危为安,
以乱为治,
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
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
假设天下如曩时,
淮阴侯尚王楚,
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
韩信王韩,
张敖王赵,
贯高为相,
卢绾王燕,
陈狶在代,
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
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
能自安乎?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天下肴乱,
高皇帝与诸公倂起,
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
诸公幸者乃为中涓,
其次仅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远也。
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
多者百余城,
少者乃三四十县,
德至渥也,
然其后十年之间,
反者九起。
陛下之与诸公,
非亲角材而臣之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
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
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诿者,
曰疏。
臣请试言其亲者。
假令悼惠王王齐,
元王王楚,
中子王赵,
幽王王淮阳,
共王王梁,
灵王王燕,
厉王王淮南,
六七贵人皆亡恙,
当是时陛下即位,
能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
若此诸王,
虽名为臣,
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
擅爵人,
赦死罪,
甚者或戴黄屋,
汉法令非行也。
虽行不轨如厉王者,
令之不肯听,
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来至,
法安可得加!
动一亲戚,
天下圜视而起,
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
适启其口,
匕首已陷其胸矣。
陛下虽贤,
谁与领此?
故疏者必危,
亲者必乱,
已然之效也。
其异姓负强而动者,
汉已幸胜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
同姓袭是迹而动,
既有徵矣,
其势尽又复然。
殃祸之变未知所移,
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
后世将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而芒刃不顿者,
所排击剥割,
皆众理解也。
至于髋髀之所,
非斤则斧。
夫仁义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
权势法制,
人主之斤斧也。
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
释斤斧之用,
而欲婴以芒刃,
臣以为不缺则折。
胡不用之淮南、济北?
势不可也。
臣窃迹前事,
大抵强者先反,
淮阴王楚最强,
则最先反;
韩信倚胡,
则又反;
贯高因赵资,
则又反;
陈狶兵精,
则又反;
彭越用梁,
则又反;
黥布用淮南,
则又反;
卢绾最弱,
最后反。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
功少而最完,
势疏而最忠,
非独性异人也,
亦形势然也。
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
今虽以残亡可也;
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
虽至今存可也。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
欲诸王之皆忠附,
则莫若令如长沙王,
欲臣子之勿菹醢,
则莫若令如樊郦等;
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力少则易使以义,
国小则亡邪心。
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
莫不制从。
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
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
虽在细民,
且知其安,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
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
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地尽而止,
及燕、梁它国皆然。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
建以为国,
空而置之,
须其子孙生者,
举使君之。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
为徙其侯国,
及封其子孙也,
所以数偿之;
一寸之地,
一人之众,
天子亡所利焉,
诚以定治而已,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壹定,
宗室子孙莫虑不王,
下无倍畔之心,
上无诛伐之志,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法立而不犯,
令行而不逆,
贯高、利几之谋不生,
柴奇、开章之计不萌,
细民乡善,
大臣致顺,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
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遗腹,
朝委裘,
而天下不乱。
当时大治,
后世诵圣。
壹动而五业附,
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
一胫之大几如要,
一指之大几如股,
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搐,
身虑亡聊。
失今不治,
必为锢疾,
后虽有扁鹊,
不能为已。
病非徒瘇也,
又苦蹠戾。
元王之子,
帝之从弟也,
今之王者,
从弟之子也。
惠王之子,
亲兄子也;
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
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
臣故曰非徒病瘇也,
又苦蹠戾。
可痛哭者,
此病是也
赏析
《治安策》论及了文帝时潜在或明显的多种社会危机,包括“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等众多严重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诸侯之间、汉庭与北方异族之间,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种种矛盾,针对这令人忧心的一切,贾谊富有针对性地一一指明相应对策和补救措施。这篇论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
这篇文章作者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这篇文章作者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辟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
文章起首开门见山,振聋发聩,在痛斥那些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小人的同时,极言当前的危险。指出眼前的安宁,犹如睡于干柴之上,至于柴下的火种,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酿成大火,悔之晚矣。第二段建议文帝施行法制,并陈述法制必将带来的好处。首先,建立法制无需文帝劳心伤神。其次,法制能确保汉廷长治久安,能使文帝的美德昭于世人,传之后代。无论对于汉朝还是文帝本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文帝唯一该做的就是倾听并采纳贾谊的意见。
第三段切入正题,以不久前文帝亲身经历的干戈之争,说明王侯的危险性。以眼前的事实为例,是力求令文帝触目惊心,促其猛醒。接着论述即将面临的危险,分析暂时安宁的缘由,指出解决王侯问题的紧迫性。文中紧扣“强则作乱”这一症结,强调危险正日益逼近。所以必须趁其羽翼未丰及时下手,否则待到形成气候,即使尧舜再生,也无能为了。第五段到第七段,以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道理,借以打消文帝可能存在的一切侥幸心理。文中颇为大胆地以文帝与高祖相比较,直言不讳地断言文帝缺乏对付诸王作乱的能力,再一次提醒文帝,必须及时设法。第八段借用屠牛坦宰牛的故事,说明治国的道理。告诉文帝,治国应切中证结,该狠则狠,快刀利斧,往往奏效。又一次敦促文帝,不能优柔寡断。第九段到第十段,在前面的层层铺垫之后,开始出谋划策,指出实际的解决办法。首先揭示“强者先反,弱者乃安”的道理,随后提出当今之计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削强为弱,逐渐分割诸侯封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使得大国不复存在,而众多各自为政的小封国,则不会对汉廷构成威胁。如此,既能显示文帝恩泽有加,又可侵削诸侯实力,一举两得,同时还独有不露痕迹的效果。最后呼应开头,用“病大瘇”、“苦蹠戾”作比,又一次点明当今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性。
文章总结了汉初反分裂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指出诸侯王封国的强盛必然导致谋叛作乱,暂时的安定只是表面现象,异姓王的分裂势力虽已铲除殆尽,同姓王的割据势力却盘根错节。为此,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由于事关汉王室与诸侯王之间的政治关系与亲族关系,为了促使文帝早下决心,贾谊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反复对比,以论证自己的观点。大体而言,在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中心论点之前,反复议论不照此办理天下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在中心论点提出之后,又层层说明,只要照此办理,天下就能长治久安。这样反反复复地论证,层层深入,气势磅礴,目的就在于产生紧迫的效果,促使文帝尽快决断。可惜贾谊的上疏,未引起足够重视。
他的细分诸侯策略,在经过大约两代即四十年实施后,即使是最大的诸侯国,也不过被化整为零各自只相当于一个县邑了,贾谊的《治安策》彻底地铲除商周分封诸侯的奴隶制社会残余、在全国实施郡县制、强化、巩固中央集权的理论政纲!汉景帝时期晁错的“削藩策”、以及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推恩令”均承接于贾谊的余绪。
贾谊的政论文《治安策》,开创了汉代此类文字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风格。首先体现在多变的风格和流畅的气势。作者仿佛是在与文帝当面对话一般,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语气和节奏:时而娓娓道来,细雨润物般温柔;时而痛快酣畅,无所顾忌,对面辩诘。如第二段论及“涉猎之娱与安危之机”,设身处地为文帝着想,声明所出策略不但能确保国家平安,还不必劳心费神,语气委婉。而接着却异常激烈,一个接一个的“能”或“不能”的诘问,步步紧逼,接着连续三个“臣又知陛下必不能矣”,则又将文帝的一切幻想击得粉碎,气势逼人,词锋犀利,在历代呈送帝王的疏策中极其罕见,这正是贾谊政论文最可贵的风格。
除了文势忽峻忽缓、首尾相衔外,还大量采用夹叙夹议,还在议论说理的同时,不失时机地运用文学笔法。穿插议论之中的比喻,如将危险或拟为“厝火积薪”或喻为“病大瘇”、“苦蹠戾”,又把治国比作宰牛,将诸侯拟为髋髀等,皆有出神入化之效。
另外,贾谊丰富的想象力,还表现在不时的夸张手法,带有明显的战国纵横家文风的笔调,如极言“众建诸侯”的功效,即使胎儿或已逝帝王,也能保证安宁无事。
《治安策》立意高远,源自贾谊人格之刚健真诚;见诸文字,意象悠远博大。以全部生命力、一生才情为文,文字多深重之情。情辞恳切中含刚直忧愤,充满少年英气。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较少阿谀中和之语,表现出浓烈的感染力,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