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
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仁与义为定名,
道与德为虚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
而德有凶有吉。
老子之小仁义,
非毁之也,
其见者小也。
坐井而观天,
曰天小者,
非天小也。
彼以煦煦为仁,
孑孑为义,
其小之也则宜。
其所谓道,
道其所道,
非吾所谓道也。
其所谓德,
德其所德,
非吾所谓德也。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
合仁与义言之也,
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
去仁与义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
孔子没,
火于秦,
黄老于汉,
佛于晋、魏、梁、隋之间。
其言道德仁义者,
不入于杨,
则归于墨;
不入于老,
则归于佛。
入于彼,
必出于此。
入者主之,
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
出者污之。
噫!
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
孰从而听之?
老者曰:“孔子,
吾师之弟子也。”
佛者曰:“孔子,
吾师之弟子也。”
为孔子者,
习闻其说,
乐其诞而自小也,
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不惟举之于口,
而又笔之于其书。
噫!
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
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
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
不讯其末,
惟怪之欲闻。
古之为民者四,
今之为民者六。
古之教者处其一,
今之教者处其三。
农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
贾之家一,
而资焉之家六。
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
人之害多矣。
有圣人者立,
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
为之君,
为之师。
驱其虫蛇禽兽,
而处之中土。
寒然后为之衣,
饥然后为之食。
木处而颠,
土处而病也,
然后为之宫室。
为之工以赡其器用,
为之贾以通其有无,
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
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
为之礼以次其先后,
为之乐以宣其湮郁,
为之政以率其怠倦,
为之刑以锄其强梗。
相欺也,
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
相夺也,
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
害至而为之备,
患生而为之防。
今其言曰:“圣人不死,
大盗不止。
剖斗折衡,
而民不争。”
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无圣人,
人之类灭久矣。
何也?
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
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民者,
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
通货财,
以事其上者也。
君不出令,
则失其所以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则失其所以为臣;
民不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
通货财,
以事其上,
则诛。
今其法曰,
必弃而君臣,
去而父子,
禁而相生相养之道,
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
呜呼!
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
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
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
其号虽殊,
其所以为圣一也。
夏葛而冬裘,
渴饮而饥食,
其事虽殊,
其所以为智一也。
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
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
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
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
将以有为也。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
灭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
臣焉而不君其君,
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
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经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
诗》曰:“戎狄是膺,
荆舒是惩。”
今也举夷狄之法,
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
何也?
博爱之谓仁,
行而宜之之谓义。
由是而之焉之谓道。
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
其法:礼、乐、刑、政;
其民:士、农、工、贾;
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
其服:麻、丝;
其居:宫、室;
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其为道易明,
而其为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为己,
则顺而祥;
以之为人,
则爱而公;
以之为心,
则和而平;
以之为天下国家,
无所处而不当。
是故生则得其情,
死则尽其常。
效焉而天神假,
庙焉而人鬼飨。
曰:“斯道也,
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
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
舜以是传之禹,
禹以是传之汤,
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
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
不得其传焉。
荀与扬也,
择焉而不精,
语焉而不详。
由周公而上,
上而为君,
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
下而为臣,
故其说长。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
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
人其人,
火其书,
庐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
其亦庶乎其可也!”
赏析
《原道》开篇,韩愈便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对儒家之道的界定:“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基于这一定义,他批驳了道家抛却仁义、空泛谈论道德的道德观念。他梳理了先秦以降,杨朱、墨翟以及佛、道等异端思想侵蚀儒家正统,导致仁义道德学说淆乱的历史脉络,对儒家道统衰微、佛老思想盛行的现状深感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为佐证,称颂了古圣先贤及其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历史进程中的卓著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他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参照,批判了佛、道两家罔顾天下家国、只讲个人心性修养的论调自私且违背常理,点明了这类思想对社会生产生活与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治举措:令僧道还俗为民,焚毁其典籍,将寺观改作民宅,宣扬先王之道加以教化,使鳏寡孤独、残疾之人都能得到赡养。
《原道》最受关注的创见,是构建了一套儒家“道统”的传承体系。韩愈在重申儒家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后世宋儒所津津乐道的“道统”范式,正是发源于此。就韩愈的道统学说而言,《原道》最直接的批判对象是佛、道两家,韩愈所说需要整治的“民”,也特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僧道群体,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原道》对佛老的批判切中要害: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指斥佛老思想扰乱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这种立足现实功利的批判极具说服力。唐代僧道无需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因此大量逃避兵役、藏匿罪人的人都聚集在寺观之中,“到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时,官方登记在册的僧尼已达二十六万余人”。
《原道》力倡“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暗中将锋芒指向了当时另一股强大的势力——藩镇。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已在其著述中指明。他认为,韩愈在文中反复申明“夷夏之大防”,实则暗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重忧虑,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本是“西胡杂种”,各地藩镇也多是胡族或是受胡风浸染的汉人。这一观点虽有依据,却稍显迂曲。相较而言,蒋凡先生的论断更为直白明晰:《原道》有言“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而藩镇割据的区域,朝廷政令无法推行,赋税也不能上缴朝廷,这类犯上作乱的臣子,本就在当诛之列。只因当时藩镇势力正盛,韩愈才不得不以隐晦的笔法加以挞伐。由此可见,《原道》的创作,本就有着极强的现实针砭用意。
《原道》最受关注的创见,是构建了一套儒家“道统”的传承体系。韩愈在重申儒家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道:“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后世宋儒所津津乐道的“道统”范式,正是发源于此。就韩愈的道统学说而言,《原道》最直接的批判对象是佛、道两家,韩愈所说需要整治的“民”,也特指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僧道群体,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原道》对佛老的批判切中要害: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指斥佛老思想扰乱了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这种立足现实功利的批判极具说服力。唐代僧道无需缴纳赋税、承担徭役,因此大量逃避兵役、藏匿罪人的人都聚集在寺观之中,“到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时,官方登记在册的僧尼已达二十六万余人”。
《原道》力倡“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暗中将锋芒指向了当时另一股强大的势力——藩镇。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早已在其著述中指明。他认为,韩愈在文中反复申明“夷夏之大防”,实则暗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重忧虑,因为安禄山、史思明本是“西胡杂种”,各地藩镇也多是胡族或是受胡风浸染的汉人。这一观点虽有依据,却稍显迂曲。相较而言,蒋凡先生的论断更为直白明晰:《原道》有言“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而藩镇割据的区域,朝廷政令无法推行,赋税也不能上缴朝廷,这类犯上作乱的臣子,本就在当诛之列。只因当时藩镇势力正盛,韩愈才不得不以隐晦的笔法加以挞伐。由此可见,《原道》的创作,本就有着极强的现实针砭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