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节选)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注释
声
声音,指虚名。实:实际,指具体的言行。
经国
治理国家。
时
时间,期限。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意同。
荣乐
荣誉和享受。
常期
常规的期限,指死亡。
见意
表现思想感情。见,同“现”。
假
借助。良史之辞:指史籍记载。
飞驰之势
指飞黄腾达、拥有权势的人。
之
原本无“之”字,今据《文选》卷五十二补。
翻译
文人之间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傅毅和班固的文才,比较起来没有多大差别,但班固瞧不起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做了兰台令史。但他每次提笔写作,总是啰嗦个没完。”人们都喜欢表现自己,而文章体裁多种多样,很少有人能都写好的。难怪各人常用自己的长处,去轻视别人的短处。俗话说:“自己家里有一把破扫帚,总是当作价值千金的东西。”这就是看不见自己不足的害处。
今天的文人,有鲁地的孔融孔文举,广陵的陈琳陈孔璋,山阳的王粲王仲宣,北海的徐干徐伟长,陈留的阮瑀阮元瑜,汝南的应玚应德琏,东平的刘桢刘公干。这七个人,学习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辞。都以为自己能驾驭良马日行千里,抬起脚来就能齐头并进。像这样的互相佩服,是很难得的。如此看来,只要文人们都能用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别人,文人相轻的陋习就可以避免了。我因此写了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辞赋,徐干的作品舒缓,足以和王粲相比。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等赋,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等赋,即使是张衡、蔡邕那样的写作高手,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别的文章,还不能说好。陈琳、阮瑀的章表和一般书信公文,也是当今的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严密。孔融文章的气韵风格高尚美妙,有过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于立论,写起议论文来理论不如辞藻处理得好,以至于有时出现嘲笑戏谑的东西。当然,写得好的部分,也和扬雄、班固差不多。
人们一般对距离远的事物喜欢,对眼前的事物轻视;倾向于表面的东西而忽视实际的东西。加上没有自知之明致使目光短浅的毛病,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各类文章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手法有所不同。大体是:章表奏议一类的文章应典雅庄重,文书议论一类的文章应条理清楚,碑铭哀诔一类的文章应真实不虚伪,诗歌辞赋一类的文章应清新秀丽。这四类文章不同,所以都能写好的人就不多。只有全面发展,无所不通的人才能把它们都写好。
文章以作家的气质才干为主要因素,气质才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表现能力,不能勉强做到完全一样。这好比音乐,一首乐曲的曲调节奏高低快慢虽然不变,但不同的人中气不同,技巧的灵活笨拙先天有别,吹奏起来效果就会不一样。这种天生的气质技巧,虽在父兄身上具备,却不能强加在子弟身上。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种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人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便会完结,荣誉和享受也只在活着时才有。这两者都会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束,比不上文章的生命力无穷无尽。因此古代的作家把一生寄托给笔墨,把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不借助史籍的记载,不依靠达官贵人的势力,名声自然会传留后世。所以西伯侯姬昌在拘禁期间推演《周易》,周公旦在执政时制定《礼》,既不因身处逆境孤独痛苦而不创作,也不因身居显要康乐愉快才想到写文章。难怪古代的人看轻一尺长的玉璧,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害怕时光容易流逝啊!今天的人大多不愿努力,贫贱的因饥寒而担心,富贵的又沉湎于安逸快乐。都只知为眼前的事务操劳,而忘记了千载不朽的功德。日月光阴不断流逝,身体生命随在其后衰亡,转眼便与万物一起变化消失,这真是仁人志士一生最大的悲痛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留下的《中论》,成为一种独特不朽的著作。
今天的文人,有鲁地的孔融孔文举,广陵的陈琳陈孔璋,山阳的王粲王仲宣,北海的徐干徐伟长,陈留的阮瑀阮元瑜,汝南的应玚应德琏,东平的刘桢刘公干。这七个人,学习很全面,写作时不借助已有的文辞。都以为自己能驾驭良马日行千里,抬起脚来就能齐头并进。像这样的互相佩服,是很难得的。如此看来,只要文人们都能用对待自己的态度对待别人,文人相轻的陋习就可以避免了。我因此写了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辞赋,徐干的作品舒缓,足以和王粲相比。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等赋,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等赋,即使是张衡、蔡邕那样的写作高手,也不过如此。但是他们别的文章,还不能说好。陈琳、阮瑀的章表和一般书信公文,也是当今的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严密。孔融文章的气韵风格高尚美妙,有过人的地方。但是他不善于立论,写起议论文来理论不如辞藻处理得好,以至于有时出现嘲笑戏谑的东西。当然,写得好的部分,也和扬雄、班固差不多。
人们一般对距离远的事物喜欢,对眼前的事物轻视;倾向于表面的东西而忽视实际的东西。加上没有自知之明致使目光短浅的毛病,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各类文章在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是表现手法有所不同。大体是:章表奏议一类的文章应典雅庄重,文书议论一类的文章应条理清楚,碑铭哀诔一类的文章应真实不虚伪,诗歌辞赋一类的文章应清新秀丽。这四类文章不同,所以都能写好的人就不多。只有全面发展,无所不通的人才能把它们都写好。
文章以作家的气质才干为主要因素,气质才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表现能力,不能勉强做到完全一样。这好比音乐,一首乐曲的曲调节奏高低快慢虽然不变,但不同的人中气不同,技巧的灵活笨拙先天有别,吹奏起来效果就会不一样。这种天生的气质技巧,虽在父兄身上具备,却不能强加在子弟身上。
文章是治理国家的一种事业,是人生不朽的大事。人的生命到一定的时候便会完结,荣誉和享受也只在活着时才有。这两者都会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束,比不上文章的生命力无穷无尽。因此古代的作家把一生寄托给笔墨,把思想感情通过文章表现出来。不借助史籍的记载,不依靠达官贵人的势力,名声自然会传留后世。所以西伯侯姬昌在拘禁期间推演《周易》,周公旦在执政时制定《礼》,既不因身处逆境孤独痛苦而不创作,也不因身居显要康乐愉快才想到写文章。难怪古代的人看轻一尺长的玉璧,重视一寸长的光阴,是因为害怕时光容易流逝啊!今天的人大多不愿努力,贫贱的因饥寒而担心,富贵的又沉湎于安逸快乐。都只知为眼前的事务操劳,而忘记了千载不朽的功德。日月光阴不断流逝,身体生命随在其后衰亡,转眼便与万物一起变化消失,这真是仁人志士一生最大的悲痛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留下的《中论》,成为一种独特不朽的著作。
赏析
《典论·论文》从针砭“文人相轻”、推崇“审己度人”入手,借助对建安七子创作风格及个性的分析,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文本同而末异”的文体论、“文章经国之大业”的文章论和反对“文人相轻”的作家论。
(一)文气说
以“气”论文和文人(作家),是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汉魏之际,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是品人用语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如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质和智慧才能,有“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清明之气”“休懿之气”等;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和性格特征,则有“忠烈之气”“刚强之气”“沉勇之气”“猛气”等,可见当时用于人物品藻的“气”,其含义是很宽泛的,它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汉魏之际还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以“文气”说表述作家气质个性与文章风格体貌的关系。
曹丕“文气”说的要义有三:一是曹丕所言之“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不同于孟子所倡言的“吾养吾浩然之气”。二是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有文气的或清或浊之别,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所谈到“逸气”与“齐气”。曹丕的文气二分法,实际上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三是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因而无法以人力来改变,亦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授受。曹丕的这一观点,强调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出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曹丕是建安时期的文人,他的文气说既有着对自己创作经历和体会的概括总结,同时也建立在对建安文学概括总结的基础之上。《典论·论文》用一半的篇幅对当时文人孔融等七人逐一品评,后世“建安七子”之称即出于此。曹丕评论建安七子,其要义有二:一是指出七子的创作在文体方面的专长或特征,如《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与吴质书》也说“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还说王粲“善于辞赋”,应玚“其才学足以著书”等等。二是以或“清”或“浊”两大系列来品评七子的文气及才性,并指出不同的才性特征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文辞风格。《典论·论文》说“徐干时有齐气”,齐气舒缓阴柔,所以《与吴质书》又说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其作品风格则是“辞义典雅”。《与吴质书》说“公干(刘桢)有逸气”,逸气乃高逸刚健之气,所以《典论·论文》又说“刘桢壮而不密”。在建安七子中,属于逸气(阳刚)之列的还有“体气高妙”“理不胜辞”的孔融和“章表殊健”的陈琳;而属于齐气(阴柔)之列的则还有“和而不壮”“斐然有述作之意”的应玚。
(二)文体论
《典论·论文》有“文本同而末异”,这里的“本”与“末”是分别就文学的本质特征与文体特征而言,属于文体论。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其“末”相异。先秦两汉的儒家文论,一向以“德”为本,以“文”为末。而曹丕论文章之“本末”,已经没有多少儒学内涵,更多的是表现出玄学思辨和文学自觉的时代精神。
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种,大体上说,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而“末异”中的四类,“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而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与风格的关系。奏议之类的公文,经常用于朝廷和军国大事,其言语风格应该典雅。子书和论文的写作,谈玄原道,辨名析理,应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否则就会枝蔓诡异。碑诔之作历来有溢美失实、徒事华辞之习,曹丕反对谀墓之风,主张铭诔之作应朴实无华。诗歌和辞赋属纯文学,其语言形式当与前面几种应用型文体有别。曹丕用“丽”来概述诗赋的风格特征,较为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非文学在语言风格上的区别,表明他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三)文章论
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的价值和作用概括为一句话:“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前半句似乎与儒家文学观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不然。儒家讲三不朽,“立言”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而且“立言”是为“立德”“立功”服务的,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从《典论·论文》的上下文来看,曹丕对文章价值及作用的体认,最后落脚到成就个体生命及声名的不朽,落脚到个体人格的完善与美好。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的价值不是追逐富贵逸乐,而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其人格及声名的不朽“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是要藉愤而著书,藉“文章之无穷”。
与正统儒家文论相比,曹丕的文学价值论有两点独特之处。一是将文学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与生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欲借文章以垂世不朽的强烈愿望。曹丕自己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却依然看重自己的文章和文才,不仅说明他对文学的高度重视,而且说明他的价值观与正统儒家的价值观已有很大区别。二是曹丕所极力推崇的文章之中,包括了为汉儒所轻视的辞赋、诗歌。汉魏之际的五言诗和抒情小赋,或发抒作者胸中的慷慨磊落之气,或咏诵个体之感性生命及男女私情,并无汉儒所念兹在兹的美刺讽喻、礼义教化。将这一类的“文章”也包括在“不朽之盛事”中,足见曹丕的文学价值观已经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精神新风貌,所以鲁迅要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四)作家论
前面谈到的“文气说”其实也是文学批评中的作家论。曹丕的作家论,除了讨论作家的文气与才性之外,还讨论了作家评论中几种常见的弊端:文人相轻、贵古贱近和贵远贱近。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气质个性,在作品中又表现为不同的体貌风格;另一方面,不同的作家,偏爱或擅长不同的文体,只有极少数的“通才”才能“备其体”。本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各禀其性、各擅其体是很正常的,但在文学批评中作家们却常常“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反复针砭这种“文人相轻”的弊端,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而曹丕所批评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人相轻,其中还包含了复古守旧的思想。
(一)文气说
以“气”论文和文人(作家),是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汉魏之际,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是品人用语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如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质和智慧才能,有“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清明之气”“休懿之气”等;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和性格特征,则有“忠烈之气”“刚强之气”“沉勇之气”“猛气”等,可见当时用于人物品藻的“气”,其含义是很宽泛的,它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各个方面。除此之外,汉魏之际还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以“文气”说表述作家气质个性与文章风格体貌的关系。
曹丕“文气”说的要义有三:一是曹丕所言之“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不同于孟子所倡言的“吾养吾浩然之气”。二是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有文气的或清或浊之别,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所谈到“逸气”与“齐气”。曹丕的文气二分法,实际上开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三是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因而无法以人力来改变,亦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授受。曹丕的这一观点,强调作家独特个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出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
曹丕是建安时期的文人,他的文气说既有着对自己创作经历和体会的概括总结,同时也建立在对建安文学概括总结的基础之上。《典论·论文》用一半的篇幅对当时文人孔融等七人逐一品评,后世“建安七子”之称即出于此。曹丕评论建安七子,其要义有二:一是指出七子的创作在文体方面的专长或特征,如《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与吴质书》也说“孔璋(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元瑜(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还说王粲“善于辞赋”,应玚“其才学足以著书”等等。二是以或“清”或“浊”两大系列来品评七子的文气及才性,并指出不同的才性特征必然表现为不同的文辞风格。《典论·论文》说“徐干时有齐气”,齐气舒缓阴柔,所以《与吴质书》又说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其作品风格则是“辞义典雅”。《与吴质书》说“公干(刘桢)有逸气”,逸气乃高逸刚健之气,所以《典论·论文》又说“刘桢壮而不密”。在建安七子中,属于逸气(阳刚)之列的还有“体气高妙”“理不胜辞”的孔融和“章表殊健”的陈琳;而属于齐气(阴柔)之列的则还有“和而不壮”“斐然有述作之意”的应玚。
(二)文体论
《典论·论文》有“文本同而末异”,这里的“本”与“末”是分别就文学的本质特征与文体特征而言,属于文体论。无论哪一种文体,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思想情感,其“本”相同;而不同的文体,在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各有不同,其“末”相异。先秦两汉的儒家文论,一向以“德”为本,以“文”为末。而曹丕论文章之“本末”,已经没有多少儒学内涵,更多的是表现出玄学思辨和文学自觉的时代精神。
曹丕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种,大体上说,奏议书论属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有韵之文;而“末异”中的四类,“雅”和“丽”偏重于语言形式,“实”和“理”偏重于思想内容,而作为对不同文体的界定,这四类都属于风格体貌。可见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讨论的是文体与风格的关系。奏议之类的公文,经常用于朝廷和军国大事,其言语风格应该典雅。子书和论文的写作,谈玄原道,辨名析理,应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否则就会枝蔓诡异。碑诔之作历来有溢美失实、徒事华辞之习,曹丕反对谀墓之风,主张铭诔之作应朴实无华。诗歌和辞赋属纯文学,其语言形式当与前面几种应用型文体有别。曹丕用“丽”来概述诗赋的风格特征,较为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非文学在语言风格上的区别,表明他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已有了初步的认识。
(三)文章论
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的价值和作用概括为一句话:“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前半句似乎与儒家文学观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不然。儒家讲三不朽,“立言”次于“立德”“立功”而居于最末,而且“立言”是为“立德”“立功”服务的,文学只是政治教化的工具。从《典论·论文》的上下文来看,曹丕对文章价值及作用的体认,最后落脚到成就个体生命及声名的不朽,落脚到个体人格的完善与美好。作为个体的“人”,其生命的价值不是追逐富贵逸乐,而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其人格及声名的不朽“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是要藉愤而著书,藉“文章之无穷”。
与正统儒家文论相比,曹丕的文学价值论有两点独特之处。一是将文学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与生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欲借文章以垂世不朽的强烈愿望。曹丕自己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却依然看重自己的文章和文才,不仅说明他对文学的高度重视,而且说明他的价值观与正统儒家的价值观已有很大区别。二是曹丕所极力推崇的文章之中,包括了为汉儒所轻视的辞赋、诗歌。汉魏之际的五言诗和抒情小赋,或发抒作者胸中的慷慨磊落之气,或咏诵个体之感性生命及男女私情,并无汉儒所念兹在兹的美刺讽喻、礼义教化。将这一类的“文章”也包括在“不朽之盛事”中,足见曹丕的文学价值观已经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新精神新风貌,所以鲁迅要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四)作家论
前面谈到的“文气说”其实也是文学批评中的作家论。曹丕的作家论,除了讨论作家的文气与才性之外,还讨论了作家评论中几种常见的弊端:文人相轻、贵古贱近和贵远贱近。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气质个性,在作品中又表现为不同的体貌风格;另一方面,不同的作家,偏爱或擅长不同的文体,只有极少数的“通才”才能“备其体”。本来,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各禀其性、各擅其体是很正常的,但在文学批评中作家们却常常“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典论·论文》反复针砭这种“文人相轻”的弊端,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而曹丕所批评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文人相轻,其中还包含了复古守旧的思想。